随着第六届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在山东烟台落下帷幕，关于葡萄酒和近代葡萄酒工业发展史的讨论，并未在业界停止。
在烟台讨论中国葡萄酒近代史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作为近代葡萄酒的发祥地，葡萄酒在烟台酿造已经历了百余年。也正是因为烟台具有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葡萄酒基础，中国着名的葡萄酒专家、国际评酒会裁判、葡萄酒作家、葡萄酒厂设计师和葡萄酒古董收藏家郭松泉，选择在烟台接受《华夏酒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中国葡萄酒工业发展的近代踪迹。
清末前后：一部张裕发展史映现近代风云变幻
我国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了葡萄酒，据司马迁《史记》（着成于公元前104年-公元前91年）的《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以葡萄酿酒……藏酒……久者数十年不败……“
郭松泉发现，我国赞美葡萄酒和描述其生产方法的文献绵延不绝，一直延续至今。晋代张华所着的《博物志》中有一段话这样记载西域：”西域有美酒，积年不败，可十年饮之。“《后汉书》卷七十八《西域记》中也记载：”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
”不过，从近代葡萄酒工业的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8个阶段。“郭松泉告诉《华夏酒报》记者，分别为清末时期、民国期间、伪满洲国、新中国第二个国家五年计划期间、改革开放前后、1996年以前、1996年以后和2002年至现在。这是近代中国葡萄酒工业发展的一个轨迹。
清末时期，1892年（清朝光绪十八年），着名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投资创办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15年5月，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中国产品参展。经过几轮评审，张裕公司的”可雅白兰地“成为唯一获奖的中国葡萄酒品牌，并拿下象征博览会的最高奖Grand Prize（甲等大奖章）。
当时，有人记载了中国葡萄酒这次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情形。中国”游美商业报聘团团长“张弼士深感振奋之外，在事后盛大的庆祝宴会上，他一眼望去，看到这个锦锈华堂里，全是令人自豪的东西。他目之所及，看到了早已驰名世界的中国菜，再看到了享誉全球的中国瓷器，”摆满整个大厅“.
不过，辉煌至极的张裕公司之后迎来一场不期而遇的大事。1931年，张裕公司成立后发生了一场大火。张裕公司只能向当时的中国银行烟台支行借贷以解燃眉。经当时的行长徐望之同意，中国银行烟台支行同意借款，并由徐出任公司的经理。
对于徐望之这个人带给张裕公司的影响，郭松泉提及，徐望之是学文科的，爱好文学并且功底深厚，就连银行内的同人也多有喜爱文学之士。这为后来张裕酿酒葡萄品种的中文命名，埋下了伏笔。
正值此时，张裕公司从国外引入葡萄已经结果并投产使用。不过，品种名称还是外文，这在工作中很是不便，徐望之遂提出研究以中文命名。
同时，郭松泉还补充介绍说，民国期间的1914年，青岛湖南路一个经营杂货的德国人，于葡萄上市季节，从小商贩手中收购了部分鲜葡萄，破碎后，利用旧木桶开始发酵、调配、装瓶上柜出售，颇受欢迎，此系青岛地区的第一家葡萄酒作坊。
1910年，北京的一家”上义酒厂“由法国修士沈蕴璞创立，这家葡萄酒厂的产品，不但销往北京各大使馆，也销往天津、汉口、上海、广州等地，甚至还销往今天的泰国地区。该厂于1949后处于停产状态。
1936年，伪满洲国时期的葡萄酒厂由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的日本资本家饭岛庆三创建，他在原经营的基础上，创办了老爷岭葡萄酒厂。不过，此后这家酒厂迅速在社会形势的变化下几度易手，后为新中国政府接纳。另一家通化葡萄酒厂与此背景和历史如出一辙。
”一部张裕发展史，始终或明或暗映现着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风云变幻。“郭松泉说。
郭松泉告诉《华夏酒报》记者，我国近代葡萄酒工业的启蒙，除了张裕之外，多与天主教会活动有关，”我国着名的葡萄酒专家郭其昌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月，曾遇到被轻工部食品局派送到陕西城固解决一些葡萄酒质量问题。他了解到，当地种植的葡萄是由教堂自国外引入的“.
1949之后：看重葡萄酒产业链带来的连锁效应
清末、民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近当代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兴的工业亟需重振。从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展来看，随着国家对旧时代的葡萄酒工业的整合，一个近当代葡萄酒工业的发展大图徐徐展开。
1954年，中国轻工部在北京八王坟路北北京酿酒厂对面建厂，组建了一座较大型的葡萄酒厂，一期工程设计年产葡萄酒620千升。当时正值中央企业下放，机构精简。1956年，该厂与北京酿酒厂合并，全厂生产能力达到2800千升，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葡萄酒厂，时称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后在2003年被北京龙徽葡萄酒公司兼并。
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另一个大跳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郭松泉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葡萄酒工业进入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合营企业法》，中国进入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历史转折点上。随着政策的逐步调整，中国近代葡萄酒工业开始进入”开发大西北“时间。
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片酿酒葡萄园和第一个葡萄酒厂就是开始于1981年。而”开发大西北“正始自于郭松泉的外公、着名地质学家张人鉴先生。
1980年，郭松泉的父亲郭其昌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轻工厅表达了要在新疆开发葡萄酒的愿望。1981年春节，新疆科技厅科技处处长通过轻工部科技司戚佩珍在北京光华酒店约见郭其昌，商谈进口葡萄苗木，并提出以鄯善为试点，由此拉开了开发大西北的帷幕。
1981年，中国轻工部下达《酿酒葡萄优良品种选育》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轻工厅，选择鄯善葡萄酒厂为承担单位，并建立了良种园。1983年，郭其昌把鄯善、黄羊河、玉泉营纳入轻工部的《酿酒葡萄品种实验项目》，酿酒葡萄种植和酿酒葡萄酒厂同步进行。
郭松泉表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葡萄酒业受到国家的重视，呈现了蒸蒸日上的气势。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在葡萄酒工艺和技术上进行了推动，首先，国家开始推进葡萄酒人工老熟的研究，经过小型试验的探索和在北京及东郊酒厂的生产实践，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于1964年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由此，葡萄酒厂的设计均按此工艺进行。
此外，1965年后，国家将葡萄酒稳定性研究列为国家十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项目之一，后协调13个单位于1965年初开始研究，从生物性和非生物性稳定性方面开展工作。
郭松泉回忆，1972年后，国家还下达了优质白兰地酒的研究，”该项目下达给已经迁移到江西轻工业部的食品发酵所，组织了对张裕葡萄酿酒和东郊葡萄酒厂的白兰地研究“.此外，还进行了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的研究、葡萄酒生产新技术工业性实验等等。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葡萄酒工业的发展历史，郭松泉认为，这里面可以看出，社会对葡萄酒行业更加重视，除了酿酒企业做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贡献之外，国家更加看重由葡萄酒产业链带来的连锁效应，即解决”三农“问题和缓解以及拉动其他产业的实际效果。
